二是要加强薄弱环节监管制度建设，建立良好的金融秩序。

利率市场化改革是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有利于提高金融业竞争力、增强金融体系韧性，为推动金融机构转型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也为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创造有利的条件此外，互联网金融严监管的背景下，诸多互联网金融企业开始供应链金融转型探索，据统计，2016年1月至10月底，转型供应链金融的P2P平台约占整体运营网贷平台的10%。

核心企业往往更希望商业银行成为资金渠道，而商业银行关心的则是如何拓展客户以及避免被管道化，如何平衡双方核心利益诉求、实现合作共赢成为新的难题。同时，作为供应链末端的中小企业已成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巨大的市场潜力为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拓展新兴行业细分市场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营销高附加值金融服务提供了可能。如某集团联合多家央企成立平台，首次提出云信概念，将优质企业的信用转化为可流转、可拆分、可融资的创新型金融服务体系。待备货完成发货后，货物处于在途状态，供应商信用风险转化为货物运输风险及核心企业履约付款风险，此时在物流可控的条件下，即可自动转变为额度较高、利率较低的商品质押融资。国内供应链金融发展现状 供应链金融发展主要阶段 从当前商业银行供应链发展情况来看，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即运用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通过追溯贸易关系，耦合不同供应链上的节点，勾勒多条供应链之间的网状联系。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深度应用，我国供应链金融市场迎来了新一轮的繁荣。要处理好创新与监管的关系，首先要厘清创新本质，辨别好创新和坏创新，支持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好创新，控制存在监管套利性质的坏创新。

一方面，四家大型银行相继成为G-SIBs,接受资本、杠杆率、TLAC和恢复与处置计划等额外监管要求，《大型银行监管强化标准》出台，从资本、拨备、流动性等方面对大型银行实施额外监管要求，大型金融机构稳定基础进一步夯实。2017年末，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1.74%，2012年以来不良率持续升高的趋势已得以扭转，且当前的不良贷款率在提升风险管理和处置能力的过程中，我国银行业不断夯实拨备和资本基础，损失吸收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四大国有银行均位列全球资产排名前五名。10年间，国际银行业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之一是中国银行业的较快发展，在全球实力的显著提升。

危机以来，国际组织不断推出的新政策、新制度都是在充分汲取危机教训基础上形成的有益成果。而中小银行的监管标准可适当调低，但须坚持以传统银行业务为主，经营范围要聚焦于特定市场。

特别是2013年以来，国内经济增速趋缓、信用风险压力不断加大，银行业成功应对了资产质量持续下滑压力。银行体系呈现出资金脱实向虚、资产质量下滑、金融乱象频发等突出问题，金融风险快速累积。2011年，金融稳定委员会（FSB）首次公布的28家G-SIBs名单中，我国仅1家银行入选。为规范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我国推出《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指导意见》《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等政策，行业自律组织互联网金融协会也宣告成立。

另一方面，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面世，跨境投融资宏观审慎得到强化，动态准备金和动态贷款损失准备制度付诸实践，逆周期资本缓冲政策也在酝酿推出中，治理顺周期问题的监管体系正不断完善。另一方面，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程度显著提升，2016年末，共有22家中资银行在海外63个国家和地区设立1353家分支机构。各国金融制度的设计和市场发展，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两者之间的偏离问题，因此，评估两者之间的协调关系是一国宏观经济发展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而我国则呈现出集中度下降，机构数快速上升态势。

2008年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银行业大多呈现机构数量下降、集中度显著上升的特征，银行业市场结构整体趋稳。三是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体系。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近十年我国银行业发展积累了一些重要经验教训。而在2017年的30家银行中，我国已有4家机构上榜，其中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跻身第二组银行，在系统重要性得分30～50位的银行中，我国还有6家银行上榜，部分银行的系统重要性得分已经非常接近入围标准。

我国银行业监管制度建设取得长足进步 中国银行业实力的提升，离不开监管改革所创造的良好环境。2017年，中国银行业的非息收入占比为24.5%，较2010年提升4.3个百分点。为弥补原有监管政策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危机以来国际监管组织出台了一系列新措施和新要求。为应对不良资产压力，我国先后发布了推进债转股、成立债权人委员会、重启不良资产证券化、降低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等政策。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有些创新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效率，而有些创新则为了监管套利，助力资金脱离实体经济，造成较大的风险隐患。要处理好创新与监管的关系。

我国银行业的实力明显提升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已历经10年。其次，监管协调机制得到明显加强。

治理脱实向虚问题，一项重要内容是要处理好银行业机构准入和市场竞争的关系。过去10年，中国银行业管理和处置风险的能力显著提升。

我国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下称G-SIBs）也建立并不断完善恢复与处置计划机制，为应对不利金融风险冲击制定了详细预案。银行业的发展必须根植于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上，过去十年，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壮大，正是立足于这一基石之上。

二是及时治理各类金融风险。金融政策安排和监管制度调整，要更好地引导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提高金融资源的运作效率，防止资金脱实向虚。2010年以来，我国银行业同业业务、理财业务和表外业务快速增长，导致资金脱实向虚问题突出，为此，我国相继出台《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关于规范商业银行同业业务治理的通知》《关于规范银信类业务的通知》《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将表外理财纳入MPA广义信贷规模考核，强化了同业负债的监管，并开展了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专项治理和综合治理。这些政策措施，对防控金融风险产生了重要作用

风险性三角问题所有国家都会碰到，为什么在中国尤其突出？为什么现在看到的是成本全面上升？黄益平认为，一定意义上来说，成本上升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在我国却与双轨制改革策略有关。未来数字金融行业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也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但同时中国的金融抑制仍然严重，政府对金融体系运作的各种干预仍然很普遍。今天还没有很好的回答。

黄益平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说，不对称的市场化是双轨制的必要条件。从2007年开始，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持续上涨，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中央将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当作三大攻坚战之一。

黄益平认为，现代金融体系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需要有耐心的资本。中国在过去40年曾经创造过两个世界经济故事，一个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另一个是大宗商品进口，下一个世界性经济故事必然是中国消费者的故事。由于国企的效率相对较低，要继续运行就必然要求政府对它采取支持政策，而政府因为没有充足的财政资源，所以只能采取干预要素市场的措施，比如对金融资源的干预，使很多金融资源流向国企。数字技术在带来革命性变化的同时，也留下了很多问题。

监管框架正在逐渐形成，在这个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动荡。第二，政府鼓励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也要看到，资本市场的短期逐利性非常明显，资本市场是缺乏耐心的。

公司上市后，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们每天考虑的是投资者的情绪和财务报表，这就造成企业经营短期化行为突出。产业升级换代根本上需要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又需要金融创新，金融创新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能不能逐步培育资本的耐心。

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如生产、资金、能源、土地的成本，变相成为补贴投资者、出口商和生产者，对消费者征税。今天这两个行业都已难以为继。